一带一路,中国社会科学报头版

  令人瞩目的“一带一路”首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召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新时期对外重大战略部署和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努力,自2013提出后,经历了2014-2016年的国内预热、海外推广的全面推动,并面对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复杂而深刻的调整局面,目前已经在许多方面和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持续在积极、有序的推动过程中。虽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广泛认同,并有了较为坚实的发展基础和广阔的运作空间,但如何在更深的层面上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价值?站在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视角上看,还应该有很大的探讨和研究空间。

  今年5月14日至15日,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要、官员及嘉宾带着对美好世界的期许来到北京,参加由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人类和平发展大计。峰会的帷幕虽然已经落下,却给人们留下了隽永的精神成果。“一带一路”倡议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之后,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从理念构想到人心聚合、从顶层设计到项目落实,建设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扎实开展实践探索,而且需要从学理上深入研究,夯实思想理论基础。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实践正在向各学科、各领域的学者提出课题,呼唤学者们交出既洞悉事态、合乎时宜又基于学理、具有远见的答卷。

  首先,我们可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倡的包容性增长,是否能够解决既有全球化所面对的难题?众所周知,当代既有的全球化理论认识,无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由哈佛商学院的西奥多×莱维特提出的“全球化就是商品、技术、服务与资本在全球生产、消费和投资的扩散”也好,还是1990年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提出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居民被整合进单一社会过程”也罢,包括英国学者大卫×赫尔德后续提出的“全球化是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形式产生了跨区域与跨大洲的流动”……。这些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全球化认识,本质上是将全球视为一个充分自由竞争市场,而在无监管和无转移支付的“充分竞争”中,其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产生全球化进程中的广大“输家”。这个输家可以是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如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也可以是在今天表现为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全球化过去的积极推动者美国的“蓝领工人”阶层,对于全球化结果表现出来的政治不满,进而寻求“反建制”政治力量的改变。所以,西方既有的全球化理论,虽然看到了全球化的过程与现象,包括了全球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但没有深刻反思既有全球化模式所带来的不公平增长问题。而中国今天面对“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所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所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和务实行动,很显然注意到了全球化过程中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性,同时更切合实际地注重了不同民族国家自然禀赋与基础条件的差异性。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目前动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正在为未来的全球化提供了新模式和新理念。

  站在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对“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前景进行讨论和展望,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理解中华文明无可替代的当代价值,坚定中国道路的信心与决心。

  作为一项全球瞩目的宏伟工程,“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上没有先例,需要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没有现成的书本知识可用,更不可能简单照搬现有理论,而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多学科的共同支撑下进行理论创新,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世界文明进程与历史叙事结构等多领域的知识与理论浸润下,总结和提炼思想精华。

  其次,我们从国际治理的模式变化角度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与建设,主动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是否能够改变和克服既有国际治理模式中的不足与缺陷?很显然,既有的国际治理模式,无论是传统G7集团,还是战后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治理组织,均在过去的几年间无力应对全球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彻底解决全球低增长问题。而欧盟作为既有最高水准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经历英国脱欧和当前欧洲民粹主义政治气氛膨胀下,也无力继续大规模地输出“欧洲模式”,其自身的一体化模式在欧洲内部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在经历金融危机和内部经济与政治变革后,新任总统选择了“美国优先”战略,并废除了全球化的贸易深化和升级版的TPP多边协定,希望并坚持以双边的贸易形式来处理未来的国际经济事务问题。上述变化虽然这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既有全球治理模式的一种解体,但可以看到的是,既有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遇到了内部分化与前所未有的自我挑战,并暴露出既有国际治理体系和模式固有的弊端,即全球资本是传统国际治理模式的赢家,而大多数民族国家是既有治理模式的输家。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行动,在很大程度上积极应对了国际治理的缺位,并以新的模式和理念为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区域和全球性公共产品,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积极作为,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努力为改善和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一个尝试,并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同,包括传统发达国家的再审视,这应该被视为一种新的国际治理模式的出现。

全球治理需要转换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们必须对一些根本性问题作出科学回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波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严峻复杂的环境下如何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与此同时,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但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远远不够。这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如何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探索更加平等的国际合作模式,同样需要作出理论和实践解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有同世界各国开展平等合作的愿望,而且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多领域的优势产能,具备开展广泛国际合作的基础。如何创新合作机制,更好地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也是需要深入解答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从倡议的开始,到今天“一带一路”首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各国宾客云集北京共商未来,显示了中国倡导的包容式增长与公平增长模式,为新型全球化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逐步扩散和广泛认同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必定在实践中,为全球治理模式改善和能力提升创造新的契机与远大未来。

  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日益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然而,全球化一方面通过贸易、金融和资本不断分化、消解各国政府手中的权力,打破了民族国家业已形成的边界;另一方面,南北发展差距的扩大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劳动力涌入发达国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难民、宗教冲突等问题。

澳门十大娱乐网址大全,  解答这些问题,从教科书上找不到现成答案,必须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治理理论的一系列范畴进行系统反思,同时需要科学总结、提炼“一带一路”建设积累的实践经验,探索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合作共赢的新路。此外,在加强务实项目合作的基础上,如何推动参与国之间建立高效的政策沟通和对话机制;如何避免重走一些发达国家固步自封的老路,正确处理经济、政治与安全的关系;如何确定不同项目、工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先后次序;如何在不同文化共存共荣的前提下推进自贸区建设;如何正确处理“一带一路”建设与各国发展战略以及现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等等,也是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理论研究亟待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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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民族国家本质上是基于民族身份认同而形成的空间型政治组织,国家对主权的坚持使国际市场缺少一个能界定权利边界、维护市场秩序的最终裁判,世界也不存在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发展援助的转移支付体系。于是,过度强调市场竞争只会导致国家间发展鸿沟日益扩大。

  20世纪以来,国际秩序的确立与发展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打下了西方文明和西式价值观的深深烙印。但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历史进程日益呈现文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体现了既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又积极主动引领发展潮流的新理念,将在世界文明多样性背景下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这无疑需要深化相关理论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坚实的学理支撑。

作者|余南平(上海市发展中心基地/工作室首席专家,我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尽管一些国际组织为跨国协调提供了制度化平台,但国家主权让渡的有限性决定了全球问题将长期存在。统计显示,从1986年到2014年,世界10个最富国家与10个最穷国家的人均GPD之比由125倍上升到218倍,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扩大是显而易见的。

  时代呼唤我们对“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多学科、全方位的理论构建。近年来,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渐成主流,国际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了多维度反思,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交流探讨日渐深入。这些都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氛围和条件。可以期待,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套既源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的崭新理论体系将会逐步得以构建。

来源|求是网

  一言以蔽之,在政府缺位的市场里,公共物品的供给始终面临不足的状况,基于国家间政治的全球治理模式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在这一背景下,人们陷入了对民族国家能力的信任危机。这一状况迫使人类超越西方理论对国际合作的理论阐释,将理论视角从国家转变到超国家组织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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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潇岚

  “一带一路”倡议因应了全球政治经济重心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势,是中国改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有益尝试,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的责任与担当。

作者|冯绍雷(我校终身教授)

全球治理的中国优势

来源|人民日报

  当今世界不乏谋求改革的声音,而改革尤其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模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主动应对了当前全球治理的缺失,并以新的模式和理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域和全球性公共产品。一方面,这显示了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积极作为,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努力改革全球治理的尝试。只有具备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一个国家才能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一带一路”方案浓缩了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和五千多年的文明智慧,多种独特优势决定了中国有能力为各国走出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作出表率。

编辑|吴潇岚

  一是中国的地理优势。优越的地理条件使中国成为东亚文明中心和国际舞台的主角。广袤的土地是孕育伟大民族与伟大文明的摇篮,中国地处温带季风区,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中国位于最大陆地和最大海洋之间,能兼顾海陆优势,这种独特的区位是中国获取国际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也是能对世界历史持续产生影响的基本条件;中国具有自成一体的地理结构,尽管历史上时有短暂的分裂,最后都复归统一,大一统格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二是中国的发展优势。中国已经建立起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正从深加工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过渡,几乎能以全球最低成本向沿线国家提供其工业化所需的产品,这使中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几乎唯一可以倚重的大国。

  三是中国的价值观优势。中国拥有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是一个显著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文明型国家。中国在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中国文明融汇了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多种文化因素,善于在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寻求均衡。在人类迈向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过程中,这种包容性的价值观弥足珍贵。

  中国文明的开放胸襟契合了当代全球社会的价值追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拥有成功发展经验的大国,中华民族有能力为未来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而这正是“一带一路”理念的要旨与精髓。

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在价值理念上,“一带一路”方案倡导平等协商,主张摈弃实力定义一切的政治哲学。旧的国际秩序深受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政治传统影响,往往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基本特征。这种秩序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由少数西方大国按照自身的意愿和利益建立起来的。“一带一路”发扬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致力于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示了全球治理的东方智慧。“君子和而不同”,丝路精神主张: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各国应该尊重各自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各国均有权根据各自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各国应在合作中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目标,确定合作领域,找到利益交汇点。

  在道路实践上,“一带一路”方案坚持从封闭排他走向开放包容,强调各国各民族合作共赢。现代生产方式、全球生产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已经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孤立主义和闭关锁国的时代。由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当今世界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事务往往由少数西方大国主导,现行国际制度安排深刻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战略意图,以至于某些区域性国际合作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歧视性和排他性。“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坚持合作共赢、开放包容、互利平等的新理念,树立起“包容性发展”的旗帜。“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在亚欧非大陆,同时面向世界所有国家。中国寻求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携手建设和平共生的国际大家庭。

  在价值目标上,“一带一路”方案提倡世界主义,强调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在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指导下,国际政治实践往往会导致安全困境、贸易保护主义、战争与冲突等问题。世界主义在指导思想和行为规范上都要求以共同体意识取代各国间的冲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取代国家中心论,要达到的目标不再是获得自身利益的满足,而是要在人类普遍和平与富足状态中追求更高的“善”。“一带一路”方案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一方案着眼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推动建立文明新秩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这种全球整体观将使中国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天下人心,彰显人间正道,赢得了广泛认同。在亚欧非广袤大地上,将形成“五色交辉,相得益彰”的文明交流盛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1世纪的中国将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制度和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全球化身份认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带一路”方案必将成为引领全球包容性发展的一面旗帜,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事件,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次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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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德斌(我校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马亚华(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6月1日 头版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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